论有关岳飞评价的争议

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领域，环绕着对于岳飞的评价，可以说是争端最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仅从抗战以来说起。

 

        根据近年新披露的史料，争论最先始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在探讨应怎样应对“一•二八”事变时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但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因为他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其实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他用自己遭世人唾骂，换来当时的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之灾。照我看秦桧的救国与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蒋介石怒色说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呢？”同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此后，蒋介石暗派第五军打着第十九路军的旗号协助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共同抗战，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调解下，被迫同意停战。 

       蒋介石与汪精卫争论的实质，展现了历史人物人格对于民国政治家的不同影响，而其影响力又直接折射于后来中国政治事态的发展中。比较而言，汪精卫后来之所以当汉奸，组织南京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1945年），而蒋介石之所以能与中国共产党联联合抗战，都与他们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岳飞与秦桧的不同人格中）所汲取的不同文化力量有关。

与汪精卫“崇秦贬岳”的言论相呼应，当时有日本历史学家发文吹捧秦桧，贬低岳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杭州后，将岳墓、岳王庙毁坏。 又有曾在日本留学、后依附汪伪政权的文人如周作人等发表文章说：岳飞是军阀，专权该杀，反倒是秦桧能顾全大局，值得褒扬。 这种观点的学术依据，源自当时在汪控区上海光华大学执教的吕思勉1923年所著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著。吕的观点包括：

       宋金“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免的事”；秦桧“爱国”，不是“金朝的奸细”，“主持和和议秦桧却因此而负大恶名，真冤枉极了”，“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世忠，岳飞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岳飞、韩世忠等武将已成“军阀”，岳飞的抗金事迹全被夸大，朱仙镇大捷“更是必无之事”，《宋史•岳飞传》的有关记载，“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宗弼渡长江时，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没有去救援。 

吕思勉的观点，得到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的支持，他发表文章指出：秦桧“真是冤枉”。 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思勉的“崇秦贬岳”言论不能被国民政府容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著遭到查禁。 

       上述吕思勉的“崇秦贬岳”言论不论是出自什么动机发表，如果仅从学术角度来评价，则完全是一派胡言。如吕氏称《宋史•岳飞传》的有关记载“全是瞎说”。按《宋史》一书系元丞相脱脱在至正三年至五年（1343─1345年）主编，其时距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飞风波亭冤狱之死为203年，距南宋之亡（祥兴二年，1279年）不过66年，修史时，有大量宋代档案材料可参。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书的时间为1923年，距岳飞风波亭冤狱之死和南宋之亡的时间分别为781年和644年，吕氏有何资格说《宋史•岳飞传》的有关记载“全是瞎说”，而自己所著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有关秦桧与岳飞的评论意见全属真话？吕氏讲宗弼渡长江时，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不去救援。但考之《宋史•岳飞传》所记可知：

       建炎三年（1126年），岳飞以“留守司统制”职从杜充守建康（时宗泽已卒），“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与成合寇乌江，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余。”“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  

       从上引史料可知：在金人渡江之时，主将杜充降敌，其他宋将纷纷败逃，仅余当时身为中级军官的岳飞履行守土之责，率孤军苦战，取得了广德六捷、常州四捷、镇江之战、清水亭之战以及收复建康（今南京）的胜利，使金军始终有后顾之忧，不敢放手追逐高宗，被迫北返。吕氏却说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不去救援。这不是在闭着眼晴说瞎话么，却反诬《宋史•岳飞传》的记载“全是瞎说”。至于吕氏称秦桧“爱国”，不是“金朝的奸细”，“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世忠，岳飞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这些言论的性质，无异于给国难深重之时甘愿卖国投敌的汉奸分子美容，瓦解中国民众反侵略的意志。对此，中国史学前辈范文澜先生1942年12月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加以反驳，直指秦桧是金朝的“奸细”，“知道岳飞不死，和议难成，自己的相位也难保，专力谋杀飞”。 此后，1948年吕振羽又著《简明中国通史》一书，指秦桧为金朝的“大奸细”。 范、吕二人的观点均言之有据，此处不再赘述。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环绕着对岳飞与秦桧的崇、贬之争，实关乎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因为凡是持抗战救国立场者，均以岳飞的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精神自励，而所有卖身投靠日伪政权、卖国求荣的人，都要替自己的所为寻找开脱理由，他们自然倾向于给秦桧翻案。

 

       否定《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发端人，为当时在“华北临时政府”傀儡政权控制下辅仁大学执教的学人余嘉锡（1884—1955）。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而为明人伪托。其依据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陀粹编》 中的《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经进鄂王家集》、《吁天辨诬录》；从未见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却突现于明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所刻的词碑，该碑由时任广东按察使（一说任浙江提学副使）的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刻者又未言其所本，“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疑亦明人所伪托”。 

       余氏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颇具政治色彩。因为抗战期间，岳飞《满江红》词曲作为激励国人抗战的精神武器，被广泛传唱。

       至20世纪60年代，问题又被学人重新提出。先有夏承焘（1900—1986）发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指出：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没有引用《满江红》词，却引了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元人已知《满江红》词，岂会放过不用？ 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西（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和内蒙古自治区接界处），而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却在今吉林省，与“踏破贺兰山缺”方向乖背，岳飞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熟知地理形势的人，绝无可能有此南辕北辙的说法。因此，夏氏猜想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  夏氏发表此文后，惟恐国外不知晓其观点，又将文章在日本某杂志上发表。因此，从该文的发表过程来看，显然有其政治背景，而并非是一篇单纯的学术文章，夏氏本人在“文革”中亦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被指责为“给民族英雄抹黑”，系“卖国贼”等，而受到了游街批判。 

       夏承焘的观点又被香港徐著新所承袭，他说：“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满江红》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能诗文，有《王襄敏集》。 

       怀疑《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尚有中山大学教授梁志成，他认为：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语：“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 该语系从清人沈雄 《古今词话》节中转抄的，《藏一话腴》原版无此语。沈雄“其书芜陋不足道”，此外如陈郁确实见过《满江红》词，并在《话腴》中加以评述的话，岳珂亦不会不知和不收其于《金陀碎编•鄂王家集》中。 

       又有台湾孙述宇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感情，因为他们既能做英雄业绩，便不会把英雄业绩看得怎么了不起，如汉武、唐宗皆未写出英雄诗，而非英雄的诗人，心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孙氏由此推论《满江红》非岳飞真作，论据为：岳飞的《满江红》词“与《小重山》的格调差得太远”，“什九不是岳飞作的”，且“有艺术上的缺憾”。 

       上述诸说，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均不值一驳。首先，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珂《金陀粹编》，因此疑其为伪作。但事实上岳飞被秦桧陷害后，家中文牍皆被查抄，少数没于民间或其幕僚之手的文字材料，时人也不敢显世。这正如文献所说：“奏议文字同遭毁弃”，至岳飞案被平反时，发还文稿“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  而岳飞死时，仅39岁（1103─1142），长子岳云22岁（1120─1142），其余诸子尚幼，孙岳珂（1183─约1242）尚未出世，自然无法知晓散落于民间的岳飞《满江红》词。而秦桧死后，其余党直到宋孝宗年间方被革职，岳珂在编《金陀粹编》时，不可能一次把岳飞的诗文收齐。如与《满江红》词同存的岳飞手迹《书简尺牍三章》，岳珂亦未收入。岳珂自己也曾说：岳飞文集“散佚不知几何”，“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迹，庶几先臣之志，有考万世。” 因此，岳珂编《金陀粹编》时，未收岳飞《满江红》，完全情有可原，不足以说明该词为伪作。

       其次，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记载，到明弘治年间，亦即公元1488年之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方显世，因此疑明人王越作伪。此说同样不能成立。

有关《满江红》词至元代尚不被人们熟知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一是靠手抄，二是靠雕板印刷，自然无今日之媒体传播方便，它需要有一个逐步显世的过程。此外在元时，民族压迫严重，岳飞在民众心目中最初是被作为一位武将英雄推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需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因素导致了《满江红》词未能在元代疾显，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也未引《满江红》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元人无人知晓岳飞《满江红》词。据近年学界研究，在元曲《女冠子》中，在元明杂剧传奇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中，已出现了个别的岳飞《满江红》词句，但“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 

       至于说《满江红》词到明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方显世，因此疑明人作伪，或指王越所作。首先，怀疑派学者提出的这一怀疑的前提并不存在。根据近年学界考证：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一书，收有岳飞《满江红》词。 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中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系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庠生王熙所书。而此处说到的所收与所刻《满江红》词，在时间上均早于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岳武穆王词”碑，区别是：其末句均作“朝金阙”而非“朝天阙”。 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当时在中国社会已广泛流传，且有着不同的版本，怀疑派学者所指证的该词突现于明弘治年间的起始时间段不能成立。

       由此出发，亦可进一步证明怀疑派学者有关《满江红》词系王越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王越生卒年据《明史》本传所记为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 王越所指挥的贺兰山战役的时间为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而在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收录岳飞《满江红》词时，王越登进士第仅4年（景泰二年，1451年）；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庠生王熙书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时，距王越登进士第也仅7年。那时王越尚未进行贺兰山战役（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亦无条件“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而伪作《满江红》词。此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满江红》词作者非明王越伪作、而为岳飞本人所作的是：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写的赠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作及祝氏的和作，这一史实最早被李庄临、毛           永国撰文《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所披露。  原词分别为：

       《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岳飞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祝允哲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如果以上举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与今版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词的相重字数为39字，此外，祝允哲和词中具有岳飞赠词中所没有但却见于今版《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云月”、“朝天阙”诸字，《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无疑即今版岳飞《满江红》词的初稿，而今版《满江红》词也即岳飞见祝氏和词后的修正稿。这首借祝允哲后人以传的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是今版岳飞《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铁证，它的现世时间要早于王越生年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292年。至于祝允哲其人事迹，据披露资料为：

       靖康元年(1126)任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他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10月）岳飞下狱时，曾上赵构《乞保良将疏》，愿以70口家眷投狱，保岳飞父子出狱率军破敌，因此被贬为潮州推宫，途经富阳县时，闻岳飞父子遇害，昏厥于地，不数日悲愤辞世，葬富阳县白升山。 这充分证明他与岳飞的个人交谊及岳飞赠其《满江红》词的可信性。

       在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是：自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李庄临、毛永国据此发《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文将事实公之于世后，上海学人朱瑞熙1988年又发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指出：宋代无“祝允哲”其人，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伪作，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 该文多被否定《满江红》为岳飞词作的学人所引用。但朱氏论证多有失误，不能成立。近年已有学人思明据地方史志文献发文《评朱瑞熙先生<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加以反驳，指出：据《浙江通志》卷一二四所记，“元符三年（公元1100）庚辰李釡榜”进士中有“祝允哲”其人，系“江山人”，任职为“荆湖制参”。思氏并由《浙江通志》中考出两条有关祝允哲父亲祝臣的记录，分别为：“祝臣宅，天启《衢州府志》在江山县郎峰下。”见载《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北宋“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进士中有一行是：“祝臣，江山人，少师。”见载《浙江通志》卷一二三，并注明祝臣的故居在“江山县郎峰下”。 由此可见朱氏疑《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三，怀疑派学者认为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因此，断言《满江红》词非岳飞所作。这其实是一个毫无争论价值的问题。因为，贺兰山在宋时已知名，即岳飞是知晓贺兰山的，这点怀疑派学者也承认。既然岳飞知道贺兰山名，在作词时，就有可使用“贺兰山”一词。此外，岳飞词中“踏破贺兰山缺”句，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借喻”或“比兴”手法，即以“贺兰山”来代表诗作的目标或其他，而不一定要实指。如白居易《长恨歌》中首句为：“汉王重色思倾国”，能否说此句中的“汉王”指的汉武帝而非是唐明皇呢？如果以中国传诗词中的“借喻”、“比兴”手法来考证中国传统诗词的真伪，就如同有人根据“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诗句考证出杜甫住的是一间“冬暖夏凉的”、“地主阶级的”房屋一样的荒唐可笑。而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用“踏破贺兰山缺”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标，无非是因为贺兰山当时处于西北边塞地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控。此外，看过《岳武穆集》的人都会知道，岳飞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反金主义者，他的素志是要恢复汉唐旧域，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的西夏国土，然后再解甲归田。 因此，全词中便有“踏破贺兰山缺”句。此外，《满江红》词中“胡虏”、“匈奴”句亦均泛指，而并未具体点明为女真人，因此，怀疑派学者用“直捣黄龙府”语来苛责其与岳飞《满江红》词中“贺兰山”方向相背，其实是在《满江红》词中强挑矛盾，这一作法如不是对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的“借喻”、“比兴”手法一无所知，便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故作惊人之语。此外，怀疑派学者一定要拿“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离作文章的话，近年学界研究结论也使这一论据不改自破，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宋代共有三座贺兰山，分别居于宁夏中部、 河北磁县 与江西赣州西北， 如以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作为岳飞词中的实指，则其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完全一致。 

       其四，怀疑派学者讲沈雄《古今词话》引陈郁《藏一话腴》评《满江红》语为捏造，讲陈郁若真看到过岳飞的《满江红》词的话，岳珂不会不知和不收入《金陀粹编》中。首先，这里有两点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一是否能说明朝人造假词，事隔二三百年后清朝人沈雄又为之造假证呢？如果说明朝人造假词尚有可能的话，讲生活在考据学盛行时代的清人沈雄又为之造假证却是难以服人的，这是因为清人从未曾质疑过沈雄引语，沈雄引语必有所本。如果说怀疑派学者认为从已见《藏一话腴》版本中未见陈郁评语便断定其伪的话，也同样可以据此推出沈雄写《古今词话》时所引《藏一话腴》版本今已失传。事实上在古籍长期流传过程中，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借用校雠学家江辛眉先生的话来说是：“古籍流传，年时绵邈，火烧水转，蟫长芸消。” 二是讲陈郁若能看到岳飞《满江红》词的话，岳珂也完全能看到。但是据笔者查证，岳珂的生卒年月为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至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之间，陈郁生卒年月不详，活动期在宋理宗宝佑初年（1253 年）前后，也就是说陈郁的活动年代起码是在岳珂死后的13年，陈郁完全有可能看到岳珂在世时尚未公之于世的岳飞《满江红》词。因此，怀疑派学者断言岳珂不可能看不到陈郁所能看到的东西，此推论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据大陆学者近年研究：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虽不曾见于今本《豫章丛书》中的《藏一话腴》，却与清人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三《忠义》篇中的一段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这段文字为：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按上引词中，除“雠恨”二字与今本《满江红》中“胡虏”二字不同外，余则完全一致，这说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岳飞《满江红》词有着不同的版本。《宋稗类钞》系清人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野史、诗话而成书，共36卷，含君范、史治、词品、工艺等59类。 而《宋稗类钞》卷三《忠义》篇中这一段引文又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谢昭雪表》中一段话的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

       关于《鹤林玉露》乙编的成书时间，据编者罗大经在该书自序中的说明为：“淳佑辛亥”，亦即宋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1234年）之后，而端平元年（1234年）却是岳珂编《鄂国金佗粹编、续编》的最后一版时间。这一成书时间的考证，一方面说明岳飞《满江红》词的发现，始自岳飞孙岳珂结束自己的学术活动与过世（1240年）之后，另一方面却又证明岳飞《满江红》词在南宋晚期已公之于世，并逐渐被人知晓，它决非是明朝人的伪作。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清沈雄所著《古今词话》中所引陈郁著《藏一话腴》一书中有关岳飞《满江红》的评论，完全是出自在清代尚存的（非收于《豫章丛书》中的）《藏一话腴》的单行版本，这就彻底粉碎了怀疑派学者所谓清沈雄《古今词话》引宋陈郁《藏一话腴》评岳飞《满江红》语为捏造的论据。

       其五，怀疑派学者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情感，而非英雄的诗人胸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因此主张《满江红》词为文人伪作。这条心理学上的依据其实不值一驳。首先是在岳飞的身上征之不验，如果暂且撇开岳飞《满江红》词不谈，而对于岳词《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廉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对于岳飞的诗《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对于岳飞的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等等，能否说其为无英雄感情呢？何况除岳飞之外，中历史上的其他民族英雄如文天祥、于谦、戚继光等人也都留下过感人的诗篇。汉武、唐宗虽无名诗传世，但是项羽的 《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却是古今无微词。如果古人不论，以当代为例，我们又能否说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陈毅元帅的诗《梅岭三章》中无英雄情感呢？

       综上所述可见：怀疑派学者所提出的《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的五条依据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因此，最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怀疑派学者立论的目的，是想否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满江红》词无可置疑地是岳飞的真作。

 

       相对于岳飞词作《满江红》真伪之争而言，有关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以下简称岳飞手书二表）真伪之争问题产生得更早，可以一直上溯至清代。

       有关岳飞现今传世书法，多见于碑帖，尚无公认的黑迹。而在岳飞传世碑贴中，又以其手书的《唐李华<吊古战场>文》、《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以及“还我山河”横幅流传最广。鉴于岳飞手书的《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其后有宋文天祥的《拜跋》以及晚清重臣彭玉麟与自德馨的拜跋，彭玉麟又在拜跋中将岳飞这一手迹的问世交代得清清楚楚，即：“光绪八年壬午，玉麟巡阅江海道，出南通州，李直牧春棠藏有忠武王所书吊古战场黑迹，……岁巡事毕，养疴西湖退省庵，偶出示客，程大令钟瑞、丁大令丙请摹刻于杭州众安桥忠武王庙中，盖其地即宋大理狱旧址也，属玉麟识其缘起。……旧有文信国（文天祥）跋语，亦并刻之。” 因此，未见析疑文章。后世析疑岳飞手迹为伪书者，集中于岳飞手书二表以及“还我山河”横幅。

       关于岳飞“还我山河”横幅之产生，最先指其伪者有张政烺（1912──2005），张氏指出：“还我河山”四字实出民国八年（公元1919）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 朱瑞熙在《岳飞研究一百年（1901—2000）》文中，对此横幅的产生述之甚详，要点为：“九•一八” 事变（1931年）之后，为呼吁民众抗日，江苏嘉定（今上海）文字学家周承忠在岳飞手书李华《吊古战场文》碑拓中，从“河水荥带，群山纠纷”句中取“河”、“山”两字，从“秦没而还，多事之夷”句中取“还”字，从“奇中有异于仁义”句中取“义”字繁体下截之“我”字，组成“还我河山”四字横幅，另加上岳飞的落款和图章，而合组成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横幅。嘉定人童世亨（地理学家）则将之刊登于新出地图册《中国形势一览图》的扉面上。而当时《东方杂志》主编金兆梓见后，又立即将其在杂志上刊出。这样，“还我河山”横幅便作为岳飞的真迹，与《满江红》词一起迅速传遍全国。 

       鉴于“还我河山”四字非宋人的行文口气，从横幅产生的过程来看，又非岳飞亲笔，因此不能称之为真迹。但是其字却是从岳飞真迹中辑出，而非伪字，此外它确实又是岳飞真实思想的体现，并且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起过鼓舞民众抗日斗志的积极历史作用，因此决不能与一般伪书等同对待。

       关于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最初疑其为伪作的是清人欧阳辅，指其为明成化年间士人白麟的伪托。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是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产生过程及历史传承过程线索清晰。关于这一手书的产生，岳飞在书后跋语中交代得清清楚楚：“绍兴戊午（1138年）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此外，关于岳飞手书二表的刻碑过程，亦有明确的碑文记载，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壬申既望，武昌王家壁为二表在河南汤阴岳飞庙待刻碑石著跋文谓：两大贤（指诸葛亮、岳飞）之精神，结聚此二卷中，千载如见其人也。卷首有明太祖分题“纯正不曲，书如其人”八字。遒劲苍坚。清人袁保恒（袁世凯父）在岳飞手书二表摹勒竣工之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乙亥正月又补书跋文，谈及岳飞手书二表墨迹的收藏过程，大意谓：道光咸丰年间，袁氏曾五过汤阴，瞻拜岳飞遗像，最后一次过汤阴时得见岳飞手书出师表墨迹，疑为伪作，但因上有诸前辈题跋，不敢妄非。后得岳飞石刻二表真迹，与汤阴所见手迹迥殊，“英风浩气，轶群绝伦，非忠武天人不能为”，但仍以未见岳飞原碑墨迹为憾。后袁氏迁任关中，听旧仆说在毫州以六十缗得岳王墨宝，与袁收藏拓本相同，袁氏不信。后河北崔季芬将军来访，袁与崔谈及此事，崔云：岳王墨宝流传有绪，曾亲见，原为宋氏三代祖传，后为铜山杨氏所得，曾刻石拓本，但多不示人。咸丰初，杨家缺钱，以重金典于毫州当铺，当铺迁移时，要求杨家赎回，杨家力不能赎，岳王墨宝因此被商家买去，距今已有二十年，战乱以来，不知去向，袁家旧仆得之毫州的岳王墨宝，必是杨家所失之真迹，要求袁不计成本以赎取。袁遂与崔同赴毫州，以重金从旧仆家赎取岳飞手书二表墨迹，打开观看，“数百年如新，令人不敢逼视，其挥洒纵横，又如快马入阵，后人岂能伪造。”但可惜的是，袁氏在重新装裱二表时，只留下卷首明太祖手题八字，而遗弃了黄公望、刘青田的跋语，理由是：“卷尾黄子之、刘青田诸跋不知为何人易以奴书充之，重加一装潢、撤去后跋。”此后，奉祀生岳永昌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从袁保恒处借得墨宝刻勒一份置庙中供奉，欲重刻勒石却无财力。汤阴知县杨钦琦于戊寅二月（光绪四年，1878年）欲再勒石，因遇灾，仍无财力。后得吴江绅士熊明经赠金二千两赈灾，灾后又赠白金二百两，助杨刻碑。杨随召工匠刻石，历时两年，终于成碑，时为光绪六年（1880年）的秋天（“始于乙卯之夏，竣于庚辰之秋”）。  

       上述清人袁保恒碑述岳飞手书二表的成碑过程大致为：岳飞手书二表真迹原为宋家三代祖传，后落于铜山杨氏手中，杨氏家衰，将其典于毫州当铺，咸丰年间被袁保恒旧仆得到，袁保恒、崔季芬又从袁家旧仆手中赎取。同治年间岳永昌从袁保恒处借得，欲在汤阴岳庙刻石未成，但留有王家壁所写的跋文。光绪六年（1880年），汤阴知县杨钦琦在绅士熊明经的帮助下，终于刻碑成功，墨迹持有者袁保恒并撰跋文说明成碑的经过。

       由上述碑记岳飞手书二表的成碑过程可见：截至道光、咸丰年间，岳飞墨迹仿本尚在社会上流传，并且被袁保恒第五次去汤阴时所目睹。当时真迹保存于铜山杨氏手中，并有真迹碑刻及拓本传世，但多不示人，崔季芬曾目睹。岳飞手书二表真迹辗转流入袁保恒之手，又经杨钦琦碑刻，最终公之于世。因此，岳飞手书二表的问世，完全是传承有绪，可令人置信的。

       其次，有关白麟“伪托”岳飞手书二表的说法，如果能够成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能说是白氏曾临摹过岳飞真迹，而不能说是凭空伪造。也就是说白麟仿本亦有不失真之处，这一仿本也就是袁保恒第五次到汤阴时所看到的墨迹。因为众所周知，王羲之的《兰亭序》真本被唐太宗带入了墓中，但仍不能说当今传世的《兰亭序》是伪本。以下有关白麟的资料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白麟，《明史》无传，亦无书法作品传世。从古文献中一些散乱的记载来看，当属明成化（1465年）至弘治（1505年）年间的士人，生活贫困，字写得不错，曾临摹过苏东坡的《醉翁亭记》手迹出售谋利，此事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

       “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因树屋书影》以为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误为真迹，勒之於石，体仁亦称人疑其赝，或指为锺生所摹，而谓定州有轼草书中山松醪赋残碑，笔与此同。轼一书每为一体，忽作颠张醉素，何可谓其必无？殆以乡曲之私，回护其词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指此事见《因树屋书影》所记。而相同说法尚见于清刘体仁所撰之《七颂堂识小录》卷一。   而查《因树屋书影》，该书为明末清初人周亮工（1612—1672）于狱中所著手记，有关记载为：

       “吴中陈徵君曰：东坡草书《醉翁亭记》，学怀素。旧有石搨，今始疑其伪。後见《濯缨亭笔记》，言绍兴方氏藏此真迹，为士人白麟摹写，赝本甚众，往往得厚值。今予乡鄢陵石搨在刘氏者，後有新郑高相国跋，定是白麟临本。” 

       周氏又言《醉翁亭记》“白麟摹写”说出自《濯缨亭笔记》。而查《濯缨亭笔记》，其原文为：

“苏长公书《醉翁亭记》真迹，在绍兴小儿医方氏家，后为士人白麟摹写赝本以售于人，见者不能辨，往往厚值市之。或以一本献工部侍郎王佑，佑奇之，自云家藏旧物，以夸视翰林诸老。方共唶唶叹赏。学士王英最后至，熟视之，曰：‘艺至此，自出其名可矣，何必假（借）人哉！’众愕然，问其说。英曰：‘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此纸有帘痕，知其非宋物也。’众方叹服其博识。” 

       《濯缨亭笔记》作者为明人戴冠（1442─1512），其主要活动时期在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当时人记当时事，其说或有所本。但清人引证这一条材料时，却持存疑、备异的态度，指出：“轼一书每为一体，忽作颠张醉素，何可谓其必无？” 并不认为戴说绝对确证。由此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清欧阳辅指岳飞手书二表为白麟“伪托”说如能成立，至多也只是说白麟曾临摹过岳正手书二表真迹出售以谋利，却并不能证明岳飞手书二表为伪书。而白氏的临摹本也即清袁保恒咸丰年间在汤阴所目睹过的本子，但这却不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上无岳飞真迹存在。

       再其次，清欧阳辅有关岳飞手书二表系“白麟伪托”说如果单纯理解为白麟造假的话，从逻辑上看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白麟的字真的写得如此之好，何以不自创书法传世，而是靠伪托他人的书法传世？这正如上举明学士王英的感慨语：“艺至此，自出其名可矣，何必假（借）人哉！”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今传世的岳飞手书二表在书法艺术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清人袁保恒评价为：“英风浩气，轶群绝伦，非忠武天人不能为”，“其挥洒纵横，又如快马入阵，后人岂能伪造。” 当代书家对其的评价则是：“所书二表，鲁公（颜真卿）有其刚劲，而无其超妙；元章（米芾，字元章）有其豪宕，而无其神骏，此亦笔阵中岳家军也。” 由此亦可想见白麟如真有能力伪造出岳飞手书二表，便不会无书法作品传世。此外，欧氏既疑岳飞手书二表为白麟所伪，就应该举出白麟的真迹为证，但是，欧阳辅却拿不出任何实据，又有何理由断言岳飞手书二表为伪书呢？

       以上所述，为清欧阳辅有关岳飞手书二表系“白麟伪托”说不能成立的三条理由。时至当代，仍有学者沿袭欧氏陈说认定岳飞手书二表为伪作。其代者有张政烺、邓广铭、王曾瑜等人，代表论文有王曾瑜的《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 其基本观点包括：（1）据《出师表》跋文，岳飞手书二表的时间应为“绍兴戊午年（1138年）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时。但从时间上考证，岳飞当时不可能在南阳，理由是：岳珂收集的岳飞给宋廷的奏书中称：“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赴）行在奏事。”即八月望前，岳飞已奉命离开鄂州前往临安途中，无分身术出现于南阳。（2）岳飞所书《出师表》中，“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句，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宋朝臣子是绝不可能的。（3）据岳飞孙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记载，岳飞书法师承苏体，所谓：“先王夙景仰苏轼，笔法纵逸，大概祖其一也。”而世传岳飞手书二表的书体风格与苏体相去甚远。 但是这些质疑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经受不住历史实践的检验。具体如下：

       首先，讲岳飞手书的时间如为“绍兴戊午年（1138年）八月望前”，而岳飞致皇帝奏书由鄂州赴临安的时间为“择今月十二日起发”，因此岳飞无分身术赴南阳。此说显然是以今人8小时工作日的习惯，来猜度古人的行程按排，忽视宋人的遨游习惯，难以成立。仅细说如下：

绍兴戊午年也即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望”，按中国农历（夏历）指的是当月15日，凡是该月1号之后15号之前的日子都可以称作是“望前”。根据《宋史•岳飞传》的记载，岳飞在这一年的全部活动是：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桧衔之。”

       据《宋史》所记，岳飞这一年秋天确实由鄂州赴临安晋见皇太子，但并未点明具体日期。既便是以王氏所举岳飞奏书“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赴）行在奏事”句为岳飞动身进京的准确时间，但岳飞先赴南阳谒武侯祠，然后取道江州、池州赴临安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强调这一点是基于两条理由：

       一是鄂州（今湖北武昌）距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路途非远，不超过300公里（约500─600华里之间），人步行的行程为6日，而快马的行程不过一日或当日往返。而史截岳飞善饲马，乘骑必属千里马无疑。此见于《宋史》所记绍兴七年岳飞与宋高宗的一段对话：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 

       如果岳飞当时到南阳乘的是一匹千里马，抵达南阳的时间不过半日，假设这一天为11日，如其所云：“绍兴戊午年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于次日晨应道士邀请书写《前后出师表》至中午后，当日仍可乘骑返鄂州军营，再取道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池州（今安徽省贵池）赴临安（今杭州），完全无须分身之术。

       二是以宋人的遨游习惯论，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论学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受吕祖谦之邀，陆九渊不辞路遥，由崇安县（今福建省境）前往与会。此事有史可证。同样，作为宋代士大夫之一员，岳飞于公务之暇，抽出一、二天的时间赴南阳祭拜自己景仪的先贤诸葛亮之庙，并应邀题字作念并无不可。

       其次，怀疑派学者以岳飞手书二表中“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句，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便断定书迹为假的论据同样不能成立。原因是：岳飞手书二表属草书，有以意驭笔，发不容间、书写内容全凭记忆的特点。因此，其草书的长文不可能丝毫无误，其性质如同今人撰文错别字难免一样。以岳飞之天才，细检手书二表，尚有三处漏字，即：前表中，“论其刑赏”句漏书“刑”字，“躯耕于南阳”句漏书“于”字，后表中“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句漏书“五”字。 至于“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句，按南宋人书写规则，应当避讳“桓”字而未避，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可理解为岳书写时失误，因为草书系匆匆行文，岳飞全凭记忆行书，诸葛亮原文为“桓”字，此字无可替代。另一种理解则是南宋人书写避讳仅限于政府公文与公开刊印的书籍，至于私下书写的信函、文字，避讳之制未必严格执行。而岳飞手书二表仅是受道士之邀，抄写的又属先贤文字，因此，先帝的名讳可避可不避。至于这两种理解不论是何者正确，怀疑派学者所提出的不避宋钦宗赵桓“桓”字讳的论据，作为岳飞手书二表中的疑点则可，而以此否定其非真迹则不可。

       再其次，怀疑派学者据岳珂有关岳飞书法师承苏体说，指二表字体风格与苏体相去甚远、非岳飞真迹的论据更不能成立。理由是：岳珂说法既便如实，也只能说明岳飞学习书法是从苏体入的手，而并非是仅会写苏体一种字体。草书是最能体现人个性的字体，如果岳飞所写出的草书真与苏东坡一模一样，他就成了和苏东坡一样的文人，而非是名贯古今的武将了。最起码有三条理由可以证明这一论点。

       一是清彭玉麟在评价岳飞手书《唐李华<吊古战场>文》书法时曾说：“忆曩者曾见宋四四家法帖中有王（武穆王岳飞）所书《灵飞经》，娟娟秀逸，迥与此殊，乃叹王（武穆王岳飞）于文事翰墨之间亦有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者，王之书法，其即王之兵法乎！” 彭玉麟的这一评价起码说明以岳飞的书法造诣论，精通的决非一种字体。我这里再补充一条材料，即：江苏省大茅峰顶万福宫“文革”前曾保存有岳飞手书的卷轴和一部道教经文，“文革”中（1968年）我过万福宫，向道士索看，老道回答：观内保存的岳飞手迹在解放初期已作为国家文物上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此话不知真假？此外，茅山所藏岳飞手书的经卷不知是否即彭玉麟所目睹的《灵飞经》？如老道骗人，则岳飞手迹仍存茅山未毁。如老道讲得是实话，则岳飞的手迹当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仍可供查。

       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议白麟伪托苏轼书法说时指出：“轼一书每为一体，忽作颠张（唐张旭）醉素（唐怀素），何可谓其必无？殆以乡曲之私，回护其词耶。” 这一段话是在质疑《醉翁亭记》墨迹未必为白麟伪托，指出苏东坡的字体有“每书一变”的特点。苏东坡书法之所以能“每书一变”，是因为他有高超的书法修养，能够熟练地书写多种字体。同样，作为史学工作者来说，也不可以仅凭岳珂所说岳飞书法学苏体一句话，便认定岳飞手书二表非真迹。

       三是讲岳飞只能写出类似苏体书法的观点，与史书所记载的岳飞性格不合。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岳飞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军事家。而成其为伟大的重要因素，在于岳飞用兵不蹈常规，刻意求新。此见于《宋史》所记：

       “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从上引《宋史•岳飞传》中几段与岳飞军事思想相关的话来看，岳飞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才统帅，与他的用兵不蹈常规、刻意求新的军事思想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很难想象作为书法家的岳飞会在草书中无自己的的独立风格与创树，而是处处循规导距，模仿苏体。此恰如文天祥在评价岳飞书法成就时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即后世，亦谁能及之！”  清雍正时重臣、大学士蒋廷锡在评价岳飞书法成就时亦指出：“岳忠武书，如天马行空不著羁勒，为南渡诸君子之冠，世少传本，据闻宋鼎革后，元相府购公书者不惜重金搜括无遗，此卷墨迹为分宜家所藏，后归吴中汪氏，近为阁相某公家所得，后嗣凌夷，欲效鹔鹴，求事传观数过，不禁叹为神品。”  

       最后，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岳飞手书二表为真迹的是：岳飞手书二表字迹与其手书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字迹极为相似，区别仅是前者字迹棱角分明，锋芒毕露，更见个性特点，似为岳飞晚期作品；而后者字迹稍显圆润，似为岳飞早期的书作。二者风格的一致性则是：运笔均大开大合，极象一位天才武将在排阵用兵。此恰如晚清重臣彭玉麟在评价岳飞的书法特点时所说：“笔势纵横，飞若惊鸿，矫荐游龙”，“王于文事翰当之间亦有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者，王之书法，其即王之兵法乎！” 晚清文臣白德馨亦指出：“双钩本见示忠毅之气，流露行间想见提笔四顾誓扫风尘之概。” 这些评价，大致反映出前人对岳飞人格与岳飞书法成就关系的认识。鉴于岳飞手书唐李华《吊古战场》文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为真迹，因此，岳飞手书二表亦当为真迹无疑。

       以上所述，为岳飞手书二表非伪迹的四点理由。以下再补入近年发现的两条实证材料。

       2009年春节前，江都收藏家杭从明经半年谈判，以120万元巨款由贵州黔南地区贵定县73岁的张姓老教师手中购得岳飞的“真迹”《前出师表》四条屏，内容为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出师表》的片段：“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藏品首屏“臣本布衣”草书右侧，两枚方印依稀可见，一枚“明昌御览”，一枚“内府之宝”，均为篆体。由此可猜想此四条屏曾被金章宗收藏过，因为公元1190年金章宗登基后，改金年号为明昌元年，金章宗肯收藏岳飞手书条屏，无疑是出自对这一位敌国将领的尊崇，因此特加盖了“内府之宝”的印章。 在四屏文尾，留有“岳飞”署名及“绍兴戊午秋月望前”等字样，并盖“岳飞”印章。从条屏字体特点来看，基本上与目前传世的岳飞手书二表碑拓字迹相同，但也有不少地方存在差别，这说明了墨迹的早出与真实性，而非仿自目前传世的岳飞手书二表碑拓本。该四条屏的发现经过为：2006年年底张先生打扫祖屋时，在房梁上发现一个落满灰尘的皮囊，取下来观看，发现内藏一套四屏岳飞手书《前出师表》的片段，条屏纸张为棉麻纸质地，很是斑驳，显暗灰色，每屏规格为135×37厘米。江都收藏家杭从明闻讯后， 2008年5月二赴贵州与张协商购买，6月份二人带上字迹同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请专家鉴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书字棉麻纸张经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碳化测定后认定属宋代，字迹是否为岳飞真迹则无法确定，因为故宫博物院迄今无岳飞真迹可供对比。而江都市博物馆夏根林馆长则认为：通常情况下，只要纸张确认为宋代，那么是岳飞真迹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现在鉴定界有从纸张的风化程度确认是否真迹的先例。 贵州岳飞手书四条屏的发现，为岳飞手书二表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

       2011年2月间，在扬州字画市场发现了另一幅岳飞书法条屏，内容为岳飞以东汉耿弇将军的事迹自勉，写道：“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话语出自于《后汉书•耿弇列传》，系东汉光武帝在表彰建功立业的大将耿弇时说的话。题款旁有一枚“鹏举士”的方印，当为岳飞的字。此外，条屏上另收曾为收藏者的明代谏臣杨继盛的题款、明代名将史可法和清代大学士蒋廷锡的题跋。杨氏书款见于字幅左下角，内容为：“武穆真迹嘉靖二十年椒山杨继盛书”，并留有印章。杨继盛，河北容城人，以直谏知名，曾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弹劾奸臣严嵩“五奸十大罪”，被奉为北京城城隍。史可法的题跋是：“武穆王，英气冠世，精忠贯日，得其手泽，双字何异，太庙郜鼎，今年曹子丰自礼泉来，携此索跋，闭门静观，不禁神往，况其卷首，椒山先生题字，考椒山生平事迹，忠勇之处不让武穆，此卷可称双忠合璧矣，道隣后学史可法熏沐敬跋（意沐浴敬香题跋）。”蒋廷锡（清大学士、乾隆皇帝老师）的题跋是：“岳忠武书，如天马行空不著羁勒，为南渡诸君子之冠，世少传本，据闻宋鼎革后，元相府购公书者不惜重金搜括无遗，此卷墨迹为分宜家所藏，后归吴中汪氏，近为阁相某公家所得，后嗣凌夷，欲效鹔鹴，求事传观数过，不禁叹为神品”。蒋氏题跋介绍了岳飞此条屏的传承经过。此外，系屏上尚有清代著名收藏家、画家何兆祥“何兆祥印”、“簑翁”两枚印章。此条屏为两年前山东某收藏家拿到扬州字画拍卖的，经香港和大陆多名书画家从纸张碳化程度、多枚印章沉垢程度以及书写时的流利程度方面签定，认定属岳飞真迹无疑。香港一著名国际拍卖公司负责人林先生曾准备预付定金50万元买下，扬州字画市场为防止国宝外流，婉言谢绝。 这幅岳飞真迹的发现对于岳飞手书二表的意义在于：字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极象传世的岳飞手书二表字迹，这再一次为岳飞手书二表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材料。

 

       以上所述为，中国自抗战以来环绕着岳飞评价所产生的争端。概而言之，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到岳飞事迹的政治定位，同时也涉及到岳飞词作《满江红》与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的真伪之争。鉴于岳飞殉国后900余年来，其词作《满江红》与手书二表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岳飞道德形象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试图否定岳飞民族精神的人，也试图通过否定岳飞文学、艺术成就的手段，来贬损岳飞的道德形象。因此，对于岳飞词作《满江红》与手书二表真伪的分辩，实亦涉及到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捍卫。

2012年2月7日